1．地方小市场
它们包括乡邑集市和一般的郡县市场。乡邑集市出现很早，《管子?乘马篇》云：“聚有市，无市则民乏。”可知最迟于战国时期在小县或乡邑已设有市。汉代乡邑集市分布较广，一般称“会市”或“市聚”，当地农民或三五日一集，或十天半月一集，交易场所多在桥梁津渡等交通要道，交易物品主要是“犁牛种食”及农副产品。这是一种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初级市场，交易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剂产品余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类乡村集市在南方和北方均有分布。刘宋文帝元嘉初，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号曰“元嘉之治”。《南史?循吏传序》云：“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这里的“有市之邑”与“百户之乡”相对应，指的就是乡聚的市。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列举了许多农副产品在北方市场的交换情况，交易场所也多在城乡之间或农村市场。东汉时期，崔?在《四民月令》中详细记载了庄园地主每个月的买卖活动，如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三月，“可粜黍，买布”；四月“可籴<??>及大麦，收弊絮”；五月“粜大小豆、胡麻；籴<??>、大小麦，收弊絮及布帛。日至后，可籴<麦孚>、<麦肖>，曝干，置罂中，密封?之，则不生虫；至冬，可以养马”；六月，“可粜大豆；籴?、小麦；收缣缚”；七月，“可粜小、大豆，籴麦，收缣练”；八月，“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隆冬栗烈之寒……粜种麦，籴黍”。九月，“采菊花，收枳实”；十月，“卖缣、帛、弊絮；籴粟、大、小豆、麻子。收栝楼”；十一月，“粜?稻、粟、米、小豆、麻子”等。石声汉先生认为，《四民月令》是针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季节气候和自然条件，为当时农民的生产活动和家庭生活设计的“年计划”[1]。按此，《四民月令》所反映的内容，就不仅限于地主家庭，实际也反映了一般农户的农事安排和经营活动。除了十二月和正月忙于过年外，农民和地主在其他各月都有买进和卖出的交易活动，交易品主要是粮食、布帛衣料等农副产品。《周书?泉企传》载其“在州五年，每于乡里运米以自给”，说明北周时期的乡里中存在粮食市场。南方有些地方的乡邑里还出现了专门出售粮食的店铺和商贩，如《南史?孝义传》载，“(郭)原平……佣赁以给供养……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籴买，然后举爨”。《南齐书?孝义传》载刘宋元徽(473～477年)末年，会稽郡永兴县(今萧山)丁氏所在的村庄，“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屋饥饿。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这个村庄的粮食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却依赖于市场交换。
地方小市场的另一种情形是一般的郡县市场。汉代郡县设市较为普遍。东汉末年，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形容东汉郡县市邑繁荣时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魏晋南北朝郡县设市的情形也多种多样，有的几日一会，如“平都县(今重庆丰都)，为巴郡之隶邑……县有市肆，四日一会”；鱼复县(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在“朝阳道口，有县治，治下有市，十日一会”[2]。十六国时期，后赵“丰国市，五日一会”[3]。集市间隔时间的长短，反映出该地区商业交换能力的强弱和市场发育程度。《齐民要术》在介绍各种经济作物种植经验时，大多强调“地须近市”、“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廓”等，目的是“供食及卖”。除了自己消费，可就近到郡县市场上卖掉。与商业都会相比，这类市场规模较小，交易量有限，也未必每天有市。这些特征明显带有农村集市的色彩，交易之物也类似。
就本质而言，上述包括乡邑集市和一般的郡、县市在内的地方小市场与两汉时期并无多大差别，都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初级市场。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必须通过经常性的、随时随地的商品交换，才能维持自给和简单再生产。秦汉时期的农民是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民也是如此。地方小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主要是粟、米、麦、豆、谷、桑、麻、丝、布、楮、竹、木、蔬菜、果品、禽、畜、柴薪、食盐、农具、耕牛等与生产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民生用品，它反映出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与市场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
2．商业都会市场
我们通常只是把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称为商业都会。城市集中了大量人口，其本身具有庞大的消费需求，其中最重要的需求就是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依赖市场购买来解决，这正是城市粮食市场必然存在的基本前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中，有许多专门出售粮食的市场。左思的《魏都赋》在所列举曹魏时期邺城市场上的各地名产时，就有专门出售“故安之粟”和“清流之稻”的市场。《晋书?齐王扃传》载西晋时洛阳有“五谷市”。南朝建康也有“谷市”，边淮列肆而买卖粮食。《宋书?孝义何子平传》记载他在扬州任职时，“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经常将白米变卖换取粟麦，可见扬州市场上粮食买卖很方便。北朝官俸往往给米，但未必敷用，有时也要求诸市肆。《北史?孟信传》载他为西魏赵平太守，去官后居贫无食，只好卖牛“拟供薪米”。《北史?房文烈传》载他为北齐吏部侍郎时，“经霖雨绝粮，遣婢籴米”。身为吏部侍郎尚有断粮买米的时候，其他较低级别的官员更可想而知。按《隋书?百官志中》载北朝，“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去职无禄的官员，口粮大概也要从市场上购买。
在魏晋南北朝战争和灾荒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城市市场中的粮食供应经常不足，引起粮价飞涨。如《晋书?孝愍帝纪》载西晋建兴四年(316年)，“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晋书?石勒载记》云十六国前赵“襄国大饥，谷二升值银一斤”；同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载隆安五年(401年)，吕隆为沮渠蒙逊所伐，“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晋书?成帝纪》载东晋咸和四年(329年)苏峻之乱，攻陷台城时“城中大饥，米斗万钱”。《梁书?刘季连传》载梁天监元年(502年)，“蜀中丧乱已二年矣，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亦无所籴，饿死者相枕”。同书《侯景传》载太清三年(540年)侯景围攻台城，“时食稍尽，至是米斛数十万”。由上可见城市粮价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很大，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城市粮食市场交易之普遍。
3．边境互市
在灾荒年份，古代政府惯常开关弛禁，允许人民随丰逐食，食籴他乡，则边境粮食交易非常活跃。《魏书?张蒲传》载北魏延和二年(433年)，幽州“年谷不登，州廪虚罄，民多菜色……乃使富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籴运外境”。《魏书?高宗纪》载太安五年(459年)诏曰：“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欲市籴他界，为关傍郡，通其交易之路。”《北史?崔昂传》载东魏武定(543～550年)中传主上书曰：“幽、安二州，控带奚贼、蠕蠕；徐、扬、兖、豫，连接吴越强邻。实借转输之资，常劳私籴之费。”可见这些州的粮食供应除“转输”之外，也有“私籴”。北周政府也采取过类似政策。《周书?武帝纪上》载：“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贮积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在南北朝双方边境的江淮之间，民间商业往来是被明令禁止的，即所谓的“淮禁”。到北齐后期，在徐州刺史苏琼的奏请下，灾荒之年边境的粮食贸易特许开放，互通有无。《北齐书?苏琼传》称：“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这样粮食交易成为南北互市最主要的贸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粮食贸易活动遍及城乡市场，与两汉时期并无二致，而规模比两汉时期进一步扩大，并成为最主要的大宗商品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说，西汉鼎盛时期“通邑大都”的商人一年“贩谷粜千钟”，就富比公侯了。一钟为六斛(石)四斗，千钟则为6400石，这样的交易量，在魏晋南北朝来说委实不算大。《抱朴子?吴失篇》载东吴时那些“田池布千里”的大地主，“商贩千艘，腐谷万庾”，粮食贩运量动辄千艘船。《宋书?周朗传》记载：“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沈约在《宋书?孔琳之传》“史论”中也说：“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这表明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大宗粮食交易确实存在。《通典?食货第十二》载南齐永明中一次大规模的和市，购买米、大小豆、大麦、胡麻、丝、绵、纹、绢、布、蜡等粮食和土特产，总数超过亿万钱；其中仅在三吴地区采购的粮食布帛就花去了7000多万钱。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