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高速行驶时，不能无限制地加速，否则一定是毁灭。人类不知道刹车，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今天桌子上的电脑比十年前美国国防部电脑的运算速度还快，一旦人类依赖了这些非自然属性的东西生存的时候，就是人的灭顶之灾。《经济观察报。生活方式增刊》21页。
这是一部科幻小说的主题吗？不，这是古董收藏家马未都面对记者采访时讲的话。文人对科学或许永远持质疑态度。而主要由文人发展起来的科幻文学，也从未脱离开这个氛围。
在中国的主流语言环境下，反科学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起“反动”、“倒退”、“蒙昧”等色彩。当然，这与定义和翻译方法也有关系。反科学一词是对英语词汇anti－science的翻译，而anti－science这个词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少有明确的定义。不过，学术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多半指那些对科学持怀疑态度的观点。
为了廓清这个概念，北京大学的田松将反科学思想与反科学行动区分开来。“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主义）……”而反科学行动则是“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由（政治的、宗教的），动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破坏科学的行为。”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据田松介绍，现代反科学思潮包含了形形色色的门类，“来自人文知识分子的、宗教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态主义者的、女性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甚至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反”科学“思想；也包括伪科学；霍耳顿甚至把”科学主义“也包括进来。由此可见，anti－science一词的所指集极其复杂、混乱，有些元素只有很远的关系，甚至相互矛盾。”同上。
周阳春对“反科学”的含义也作了类似的说明：“……它不是科学本身的真伪和好坏的区分，它也不反对科学……它主要不是来自于科学的外部，而是来自于科学内部的一种自我反思。是因为20世纪以来，科学恶性膨胀而引起的一种恐惧、逆反情绪。”《科学精神与现代反科学思潮》175页综上所述，可以这样理解“反科学”一词：它代表着一个松散的思潮，并没有系统理论，也没有成形的组织；它是对科学自身敝病的理性反思，基于事实作出的思考，而不是恶意的谩骂歪曲；它是思想而不是行动；一般而言，它能够引导人们反思科学本身的价值。
其实，如果笔者对“反科学”一词的内涵没有理解错的话，使用“科学怀疑论”来标识这种思潮或者更符合汉语的语言环境，只不过，“反科学”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术语了。下面的内容里，笔者也只好继续使用这一术语。
不过，学术界提及反科学思潮，多半只涉及现代。而一种思潮的萌芽时代，肯定有相当长的历史。可以说，自近代科学产生伊始，对它的怀疑和批评就没有中断过。而在科幻小说里，这种批评也有充分的表现。
第二节：自发怀疑时期
以二十世纪初为界，反科学思潮在科幻小说中的表现截然不同。一来科学在此之前总体处于上升时期，它带来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示。二来唯科学主义并未出现，也只不过有一点萌芽而已。所以，那时候的作品，对科学的怀疑和批评往往出自直观经验，针对的也是具体的问题。
最早以文学作品形式表达对科学之怀疑的，是十七世纪英国讽刺大师斯威夫特。他那只讽刺巨笔不仅指向王权、教庭，而且也指向科学。斯威夫特对当时科学界的活动状况非常熟悉，所讽所批往往实有其人，确有其事。比如，列文虎克通过他研制的显微镜，在雨水中发现了纤毛虫和勾虫，斯威夫特就作诗讽刺他：跳蚤，自然主义者们这样说，它们身上有小跳蚤在折磨它们，还有小小跳蚤在将小跳蚤撕咬，如此往复，以至无穷。
（美）韦斯特福尔著，《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笔者所找到的作者生平资料都来自文学史，对他和科学界人士的交往或者一笔带过，或者干脆未提及。所以，在这方面能够介绍给大家的十分有限。但是，能够讲出下面这段话，说明斯威夫特不可能没和科学界人士直接打过交道：“他们不大懂得以理服人，对待持异议的人表现得十分情绪化。他们的意见若是正确还有情可原，但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格列佛游记》14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专门虚构了一个勒皮它飞岛，来讽刺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的学者们。说到此处，读者要了解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它正式诞生于1660年，几乎是斯威夫特同时代的产物。当时的英王查理二世只给了它一个皇家的名义，而没有物质投入。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皇家学会享有高度的学术自由，不受政府干涉。这与当时大陆国家如法国的官办学会有本质不同。最初，有许多科学爱好者加入学会，使得它象一个热闹的俱乐部。但正是在这种自由学术空气的薰陶下，皇家学会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到了十八世纪，已经使英国成了科学的中心。至于皇家学会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职业科学家组织，那还是更晚的事情。这段真实的科学史表明，皇家学会对科学有着正面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并不存在于斯威夫特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情节里。
在《格列佛游记》里，勒皮它飞岛位于日本东面的大洋深处，直径7837码。它的核心有一个长六英码，最粗三英码的磁石，悬空在金刚轴上。它与地球磁场形成的巨大斥力可以使它悬浮、上升、转弯。这个背景，使此段游记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为早期科幻小说来研究。这个飞岛的形象十分深刻，以致于三百多年后，日本卡通大师宫歧俊将它改造成表现另外主题的卡通影片。斯威夫特为什么要让他讽刺对象住在这么个飞岛上？据说是为了嘲笑当时皇家学会制造飞行器的热情。
在这个勒皮它飞岛上，科学家占居统治地位。斯威夫特首先挖苦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学者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陷入沉思，走路会撞墙、撞人，或者会中断正在进行的谈话。他们要雇佣名叫“拍击官”的仆役。这些人手拿末端佩有皮囊的短棍，时时跟着主人，看到他陷入沉思，便拍击他们的耳朵或者嘴巴，将他们唤回现实中来。据说，这些夸张的描写来源于牛顿的生活轶事。令人惊讶的是，三百多年后的中国，一个时空完全不同的地方，人们津津乐道着科学家陈景润类似的生活怪僻，并且认为这样才叫真正的科学家！
在斯威夫特的笔下，这些学者对科学的热衷，已经超越了科学本身而泛化到其它领域。比如，他们吃饭的时候，食品要切成几何体的形态。量体裁衣时要用四分仪等复杂的科学测量工具，结果并未作出合身的衣服。而他们赞美一位女性的美丽，也要使用菱形、平行四边形、椭圆等几何术语和音乐术语。这已经有点“唯科学主义”的色彩了。
斯威夫特让他笔下的科学家们从事种种脱离实际的研究。比如废除语言，大家用实物工具来交谈；把橡实埋在土里，让猪去翻找，以此来松土播种；还有用蛛丝来作纺织品、将粪便还原成食物、制造无毛羊、石化马蹄，等等。或许当时的皇家学会里，确实充满了提出类似设想的怪人。不过，斯威夫特显然不理解，五花八门的思想能够自由碰撞，才是科学进步之道。
除了这些虚构的课题外，斯威夫特更讽刺了许多正规的科学研究。比如学者们对天文仪器的使用、植物能量来自太阳的假说，预言彗星尾部将扫过地球的轨道计算，等等。有一段文字甚至将开普勒的恒星运动定律作为讽刺对象。
当然，在讽刺挖苦之余，作者也并未否认，这些飞岛上的科学家把生命沉浸在研究当中，确实取得了很多科学成果。比如他们观测到的恒星、彗星的数量，都是欧洲科学家的几倍。但在斯威夫特的眼里，这些成果无关国计民生，是毫无用处的奢侈品。
如果读者是一位科幻爱好者，这段游记里他最为面熟的文字，大概要算下面这句话了：他们对想像、幻想和发明完全陌生，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表达这类概念的词语，同上143页.我想，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是否会觉得，三百年后，我们面对的问题并未有本质的改变。
而斯威夫特在整部《格列佛游记》里对科学最深刻的批判，则要属下面这段话“他发现伽桑狄极力宣扬的伊壁鸠鲁的学说和笛卡尔的涡动学说都被推翻了。他预言当代学者热心推崇的万有引力学说最终落得同样的下场。他说新的自然体系不过是一种新时尚，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即使是那些用数学原理验证过的理论也不过是兴盛一时，时候到了一样是过时的。”同上，178页。不知三百多年后的科学哲学家弗耶阿本德是否读过这句话，并且引为知音。
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斯威夫特并不理解科学的本质，对科学事业的讽刺有其偏颇之处。但他那独到的慧眼和细致的观察，使得这些讽刺并非无源之水，确实点中了科学领域的某些要害。
“吴国盛指出，科学时代有一个隐含的伦理，即凡是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就是应该实现的。”（摘自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在这种隐含伦理的支配下，科学家们往往不考虑后果，任由自己的求知欲引导进行研究。在十九世纪那些科幻先驱者笔下，就已经有了对这一隐含伦理的批评。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便塑造了一个刻苦钻研生命奥秘，但完全不计后果的科学家。由于作者是在基督教语境下创作的这部小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涉及教义的文字。但如果不管这些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从最普遍的人性出发判断的话，那么，弗兰肯斯坦的问题在于他随意塑造出一个生命，但完全不考虑其生活前途。就象一个青年随意养下私生子，却不负责其生活一样。这种不负责任导致那位被制造出来的巨人心灵扭曲，与创造者为敌，进而与人类为敌。可以这样认为，弗兰肯斯坦进行的这项研究，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不出任何问题，并且是成功的，但它逾越了一般的社会道德。反观前不久雷尔教派制造的克隆人事件，美国法庭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假如真有这么一个克隆婴儿，仅仅作为实验成果而诞生的话，他应该置身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哪怕它只是产生于实验室中。
稍晚时候，斯蒂文森在《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又译《化身博士》）里，也讲述了一个随意科研的不良后果。医学博士杰基尔发明了一种药物，可以将人性中的善恶两面截然分开。他在自己身上实验这种药物，于是性格分裂，一段时间会变成凶恶的海德先生，一段时间又变成文明的杰基尔本人。而且产生了药物依赖，不得不经常服药维持这种变化。最后，他在处于“杰基尔”人格控制下时服药自尽。由于在这部作品里，杰基尔随意实验的受害者只是他本人，所以读者多少能够对主人公给予一定的同情。
一代科幻宗师凡尔纳并没有专门撰写过反科学主题的作品，但出于他对科学事业的深入了解，也会在一些作品里透露出自己的担忧。在《大炮俱乐部》这部作品的开头部分，凡尔纳以反讽的笔调，开列大批数据，描述火炮技术的发展史。在这些未必属实的数据里，炸死的士兵和马匹的数量成为衡量技术进步的唯一标准。凡尔纳的后期作品《征服者罗比尔》是对航空技术进步的歌颂。作为小说里不重要的旁枝，作者虚构了“世界上第一次空袭”、“世界上第一次空战”。虽然在这些情节里，拥有先进技术的是正义一方，但作者还是在言语间表露了自己的担心。并且，在这部作品的续集《世界主宰》里，罗比尔终因拥有超级技术而自我膨胀，开始与人类为敌。
和上面这些描写科学研究不良后果的作品不同，《伦敦的毁灭》直接描写了过度工业化所导致的灾难，可以说是警示环境问题的早期代表作。在这篇写于一八九二年的科幻小说里，作者罗伯特。巴尔以伦敦为背景，虚构了一场由持续大雾引发的巨灾，死亡者达数百万众。而其所解释的灾难原因，和现实中完全一致。当然，这是一篇在科学乐观主义占主流的时代里写下的小说，所以，作者用了倒述的方式，由一名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老人回忆那场灾难。而在老人生活的年代里，青少年完全看不到伦敦的雾，只能从历史记录中找到它的踪影。不过，现实比作者的虚构整整晚半个世纪：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1956年英国通过了净化空气的法案。而又过了几十年，伦敦才彻底告别了环境污染。
科幻宗师威尔斯在《首批来到月球的人》当中，也表达了某种反科学的思想。他笔下的月球人社会，拥有远比地球人类发达的科学技术。月球人在幼年时，都经受过鉴别，以确定它们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便被分门别类的训练和改造。“每个公民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他生下来就是那个地位，他所受的精心训练和教育与他接受的外科手术，使他最后完全适合他的地位，因而他既没有超出那种地位的想法，也没有超出那种地位的器官。”《威尔斯科幻经典――摩诺博士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16页。这部著作发表于1904年，比最早的反乌托邦小说《大机器停止转动》更早。威尔斯当时的文学地位，足以使这部作品影响到那些反乌托邦作家的创作。
在《摩诺博士岛》中，威尔斯更对“科学无禁区”的信条表示了怀疑。这是科幻史上以对科学表示怀疑为主题创作的早期作品。小说里的摩诺博士是一个狂热的生物学家，因为对动物作活体解剖，引起社会公愤，被逐出文明社会。他和助手蒙哥马利隐居在一个荒岛上继续自己的研究，并且成功地把动物改造成有些许智慧的“兽人”。在这个过程中，兽人们承受着无法言传的巨大痛苦。作者通过遇难者普拉迪克之口，遣责了摩诺博士：如果摩诺哪怕有一点明智的目的，我也至少会对他稍表同情的。对于痛苦，我并不是那么神经质的。如果他的动机哪怕是来自于憎恨，我也会稍稍宽恕谅解他的。可是他竟然是那样不负责任，那么十足地草率粗鲁、漫不经心。他的好奇心，他的疯狂的，漫无目标的研究，驱使着他做出这些事情来。威尔斯《摩诺博士岛》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101页
第三节：反乌托邦名作
上面这些作品，均创作于科学技术的上升时代，是在乐观主义底色下渗透的一点点警示。它们往往是“小叙事”，只涉及个人、局部、个别灾难，描绘的是整体正确的科学事业进步中出现的一点点小偏差。到了二十世纪，这份乐观被许多科幻作家抛在脑后，反科学思潮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直接和充分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反乌托邦小说是这一倾向的集中代表。
“面对威尔斯对进步的信仰，特别是他后期小说中大力宣传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文学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乌托邦。最近文章中一直称之为反面乌托邦，此语即希腊语病的、坏的意思。这些文章认为科技的进步非但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反而每况愈下，更不要说完美了……”詹姆斯。冈恩《科幻之路》二卷，20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
反乌托邦的先驱，是英国作家福斯特创作的一个短篇《大机器停止运转》。1909年发表于《牛津和剑桥评论》秋季号上。小说将背景放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年代。那时，地面上已经无法生存，人类只能戴着防毒面具才能上来。在原子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年代里，福斯特设想不出什么样的巨祸能够给地面带来这样的破坏，干脆便隐去原因不表。完全生活在地下的人们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系统结成一体，没有国家、民族之别。这个背景设置，意味着作者要描写一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处境，而非只是某国某族的“私事”。人们住在完全一样的个人房间里，“北京和希伯来一样”。在大机器的饲候下，人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通过类似电视电话的装置随意和千万里之外的人打交道，一个人可以认识几千人，但从不面对面交往。生下的孩子都交有机器哺养，亲情淡漠。一本大机器的使用说明书象圣经般摆在每个人的家中。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叫凡许蒂的中年妇女。她的儿子库诺已经成年，生活在另外一个大陆上。两人经常几个月不直接见一面。有一次，库诺通过通讯设备，一定要求直接面见母亲。他告诉母亲，自己曾经上过地面，看到那里有人生活在原始环境里，并且感受到了不依赖机器的自然体验。凡许蒂闻言，斥责孩子大逆不道，只有以大机器为依归才能有文明幸福的生活。几个月后，大机器慢慢停止转动，已经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类无计可施，走向灭亡。
福斯特是标准的文人，对科学技术并不在行。小说里的技术描写只有轮廓缺乏细节。不过这并不重要，“大机器”只是作为科学技术的隐喻出现在小说里。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人类对机器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形成了宗教般的狂热：“他们竭力陈述：机器供我们吃、供我们穿、供我们住、通过机器我们得以互相通话、互相见面，有了机器，我们才得以生存，机器是思想的朋友，怀疑的敌人。机器是万能的，永久的，神圣的。不久，这一训谕就被印在书的扉面，在随后的版本中，这一仪式变成了复杂的赞美和祈求的形式。人们小心地避免提到崇拜这一字眼，从理论上讲，机器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工具，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倒行逆施的人，所有人都把它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同上，49页）
除了这种反讽的形式，作者还通过代表人性挣扎的库诺之口，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在死去的是我们，这儿唯一真正活着的是机器。人创造了机器来按照我们的意愿办事。但现在我们办不到了，它已经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觉和触摸感觉，它混淆了每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它使亲情淡漠到仅剩肉欲，它使人们头脑空白，四肢无力。现在它又使我们对它顶礼膜拜。（同上，43页）
与后世反科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论述相比，这些观点可能不算深入或者新奇。但考虑到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之初，我们仍然要钦佩作者的远见。
反乌托邦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导致了个性、多样性、丰富性的抹杀。这或许是把科学进步与工业化大生产必然结合起来的原因吧。在《美丽的新世界》里，赫胥黎就将两者直接结合在一起，让小说里的人类干脆使用“福特纪元”，将流水线生产的发明人视为新的耶稣基督。和《大机器停止转动》一样，小说里也设置高度科技背景下的“文明社会”和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世界”的对立，也有代表着“原始人性”的人物。双方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这批有巨大影响的反乌托邦作家里，或许只有赫胥黎出生在自然科学世家，小说里对科学技术的描写十分到位，这样也更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在刚刚诞生的苏联，扎米京亚也创作了《我们》。和福斯特一样，不熟悉科技的作者只是粗线条地描写着未来高度发展的技术。但对那种数字化的、高度统一的生活的恐惧感则跃然纸上。科学统治和政治独裁之间的联系是随着扎米亚京一起诞生的，此后，这种联系和反乌托邦的题材就密不可分了。《科幻小说》45页，（法）加泰尼奥，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
站在今人的角度回头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初期的流水线生产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后者更不是前者的必然产物。亨利。福特虽然最早享受了这种新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财富，但终因汽车产品样式多年不变，让出了世界第一汽车公司的位置。到了今天，个性化、小批量生产，正在成为许多高科技企业提倡的时尚。不过，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流水线产品的单调整齐还是工业与科技留给世人的主要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一九八四》和《我们》、《美丽的新世界》一起被后人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名著。但它们的笔锋所指稍有不同。《一九八四》主要批判极权统治。在那部书里，“英社”统治下的大洋国，其科技水平和物质生活较以前大大倒退，一片破败景色。仅有的“电幕”、“海上浮动平台”等“先进技术”也只是统治工具。而在另外两部著作里，作者都给我们描绘了远远超过现代的科技水平，社会生活可谓物质丰足。所以，如果要以反科学思潮为题来分析这些作品，那么《一九八四》应该排除在外。
第四节：其它例证
除了反乌托邦小说这样的典型外，那个时代还有个别作者，在作品里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捷克作家恰佩克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的不朽名著《鲵鱼之乱》里，各国科学家不顾“深海鲵鱼”拥有智慧的明显事实，将他们作为实验动物对待。在“第一届有尾类动物代表大会”上，作者通过一个与会者的记录，讽刺了在会上作报告的职业科学家：请原谅我，我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绞尽脑汁地想，如果我把德沃里安特教授的右大脑叶切除，教授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失调现象；如果我用电来刺激带微笑的冈川博士，他会发生什么反应，还设想如果有人把雷赫曼教授的内耳迷路弄破，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也有些拿不稳究竟是我分辨颜色的能力如何，究竟我解决我的运动神经反应的七因素能力如何。我很苦恼，因为我怀疑，在我们切除彼此的大脑叶并切断感觉脉管以前，我们在纯科学意义上说来是否有权利谈论我们（我是指人类）的精神生活。事实上，为了研究我们的精神生活，那就必须彼此手里拿着手术刀来互相解剖。就我来说，为了科学的利益，我真想打碎杜布斯克教授的眼镜，或者使代阿顿教授的秃头内部受到电击，然后发表一篇文章来报告他们的反应。《鲵鱼之乱》1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过，那时的科幻文学主流并非反科学思潮，对科学进步的歌颂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这一点，从美国黄金时代科幻小说的代表作里就可以看出。
反科学思潮的主流化
到了最近二十年，科幻作品里反科学思潮的代表集中在好莱坞的科幻大片里。虽然无论是英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巴基斯坦、墨西哥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拍摄过自己的科幻片，但把科幻电影拍到一定水准，形成广泛影响的，仍然只有美国科幻片。而美国科幻电影的一个潮流就是反科学。
《机器战警》就是一个反科学影片的典型。
在著名的科幻系列片《终结者》的第二集里，第一集那个娇弱的女子萨纳。康拉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恐怖分子。她囤积军火，袭击计算机公司。编导给她这些行为以一个科幻的解释：萨纳。康拉从未来战士那里知道了人类的命运，不顾一切想阻止它的到来。但从社会意义上讲，萨纳。康拉身上完全有着当时西方一些“绿色恐怖分子”，如卡钦斯基的影子。在《终结者》第二集里，萨纳。康拉试图刺杀计算机专家戴维斯，因为此人即将研制成功的“天网”会导致人类毁灭。面对戴维斯，萨纳。康拉最后心软了，没有开枪，但她把愤怒转成怒骂：正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有创意的人，发明了核武器。这一观点是当时反科学思潮的重要特点。
深入第三世界
“在一般的观念中，科幻小说应该是为科学唱赞歌的，但这只是中国科学主义语境下的科幻小说给人造成的印象。而在欧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科学却很少是被歌颂的形象，”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这一概括是很准确的。不过，即使在欧美这些工业化的先驱国度里，这一主流也是到了二次大战以后才确定的。如今，象《龙卷风》那样正面歌颂科学工作者献身精神的作品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不过，如果把全世界的科幻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最能突出体现其反科学倾向的，应该是第三世界的科幻作品。如果在那些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地方，科幻作品也渗透着强烈的反科学思想，岂不是更能说明它已经渗透到科幻文学的血液里。
拉什曼。隆德赫是印度科幻文学的代表人物，而《爱因斯坦第二》又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个短篇的主题，正是反思科学对人性的剥夺。“爱因斯坦第二”是印度科学家斯里尼瓦博士桑的绰号，以示其超人的天赋。象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斯里尼瓦桑作为国宝级科学家，受印度政府的保护和供养。他的健康甚至要由军方负责，身边经常围绕着特种兵。他的任务就是完成爱因斯坦未竟的“统一场论”研究事业。但是六十七岁那年，博士身患肺癌，无法医治。不过为了国家荣誉，他的生死由不得自己。医学家奇塔莱醉心于脑科学研究，利用政府不择手段保护斯里尼瓦桑生命的态度，说服有关部门支持他进行手术，将博士的大脑取出来，靠生命维持系统存活，并继续统一场论的研究。斯里瓦尼桑当然不愿意让自己变成实验白鼠。但在威胁和蒙骗之下，他的大脑还是与身体分了家。在科学家求知欲的支配下，仅存大脑的斯里尼瓦桑最终还是完成了统一场论的研究，但却拒绝把这一成果公布给世人。“每一个新的发明都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残暴，这种文化没必要四处传播，因为在我看来，人类还没有文明以可以接受统一计场论的程度。”《科幻之路》六卷，677页。最后，主人公用无法理解的方法熄灭了自己的智慧之火。
在泰国科幻小说《克隆人》中，作者塞尼暧也塑造了一个“唯科学主义学者”的典型形象。那是一个叫斯宾塞的西方医生，为泰国富翁披楼敏主持秘密的克隆人实验。作者细致地描绘了斯宾塞的思想形成过程：五岁时，斯宾塞和家里的多伯曼种狗相嬉，忽生疑惑，怀疑这条狗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它运动、吠叫，于是便用刀杀掉狗进行解剖。由于年龄幼小，屠狗的经过自然十分漫长，但斯宾塞竟然一直坚持到将狗杀死为止。当然，这件事令他受到家长的严责，但这种“科学家的灵性”却顽固地保留下来。斯宾塞读大学时选择了医学专业，痴迷于解剖人体，甚至废寝忘食。在他的钻研中，人性慢慢被排除在视野之外。这样，斯宾塞能够和披楼敏合作，进行毫无人道的“克隆人养殖事业”，就显得非常可信。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他先后切割了两个鲜活的生命却无动于衷。小说家用大量的手术细节，突出了斯宾塞的这一性格。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冷血，而是在理性主义过度侵染下，对人类社会其它方面无动于衷的表现。
中国大陆科幻的表现
五十年代，科学必胜的信念充满了那时的中国科幻小说。到了七、八十年代，最初一些拥有怀疑色彩的科幻作品诞生了。进入九十年代，反科学思潮成了中国科幻的主流。再寻找一部歌颂科技进步的科幻小说反而很困难。单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讲，中国科幻是在九十年代后和世界科幻的主流接轨的。
不过，大批具有反科学色彩的中国科幻小说只是模仿之作。作者模仿西方成熟的科幻作品，所以也把它们的反科学思想带了进来。真正出自作者本人思考的此类作品倒还不多见。王晋康的短篇科幻小说《替天行道》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篇作品的现实感极强，甚至，小说原作里有试图炸毁纽约世贸中心的情节。作品排版时正值911事件发生，为了避免麻烦，杂志社从印刷厂追回正在装钉的作品，修改了这一细节。在《替天行道》里，美国的MSD公司投资十数亿美金，利用基因工程开发高产麦种。为了防止农民自留种子，他们在麦种里嵌入“自杀基因”，只有使用该公司的特殊溶液浸泡，才能阻断这种基因的作用。这种出于商业利益的技术措施虽然无可厚非，但因为是“逆天而行”的技术进步，终于导致了无法控制的灾难。
与《替天行道》相比，王晋康的《黑钻石》离现实要远一些，但也是一篇突出类似主题的科幻小说。主人公夏候无极是一个沉醉在科学研究中的天才学者，他和他的极少数学者知音“是管理宇宙万物自然运行的政治局常委，是一些睿智圆通、禅机高深的哲人”。夏候无极掌握着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建立的“超高压实验中心”。在他的心目中，只有科学研究这一个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社会道德完全无需遵守。他在思路滞塞时，就和女助手发生关系，并且从不对妻子保密。有一天，他告诉妻子，要用人工手段制造一颗钻石，送给妻子作生日礼物。但妻子完全洞悉他的真实动机：只不过要看看自己能否胜过大自然，超越3106.9克拉的世界第一钻。在这场缺乏控制的即兴实验里，实验材料未被压缩成钻石，而被压缩成肉眼无法看到的微型黑洞，并且逸失出实验室。它将慢慢地吞蚀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直到将地球彻底毁灭。这个短篇情节不复杂，主要笔墨被用来描写夏候无极的性格：冷漠、超然、惟一的热情只是描准自然规律本身。他最终为祸社会的动机，完全不是名和利，而是纯粹到极点的探险欲望。并且，它还提出了一个有益的警示：面对极端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的科学研究，普通意义上的民主监督机制是否有效？和弗兰肯斯坦、杰基尔博士不同，夏候无极是使用社会资源随意实验并造成危害，但没有谁能够有效监督这么一个拥有超极智慧的人。
“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仍将继续一场举世瞩目的现代化过程。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与科技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辩证关系？现代性批判与科技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凡此种种，都是待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学术探讨固然重要，但要唤起大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科幻小说往往更为直接有效。”（李伟才《发扬科幻的批判精神》转引自《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论文集》）可以说，如今的科幻小说正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触及着这一时代前沿的重大问题。
港台科幻中的反科学思潮
和大陆的起源不同，台湾科幻文学是由一批文化人提倡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一开始便较多地体现了反科学倾向。
台湾科幻公认的第一篇开山之作，是张晓风的《潘渡娜》。这篇科幻小说与《弗兰肯斯坦》取材类似，主题相仿。只不过，玛丽。雪莱笔下的怪物变成了娇柔可怜的人造美女。
在台湾科幻的早期作品里，张系国的《超人列传》可谓代表反科学思潮的佳作。这篇作品以二十三世纪为背景，虚构了科技入侵一切领域的悲观未来。再没有政治家，只有行政管理科学家；没有小说家，只有文字创作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也久已改称为音响创作科学家和色彩创作科学家。《台湾科幻小说大全》207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主人公裴人杰是大科学家，接受手术与机器合体，从此获得长生。他访问了许多接受过人机合体手术的前辈，发现他们要么冷酷孤僻，不近人情；要么流恋旧日时光，希望重新获得肉体。而科学界的精英更发明了人工脑，并试图以人工脑为核心制造新人，完全取代人类。裴人杰无力阻止这一切，只好带着两个少男少女，来到五十光年外的一颗有生命的行星上，开始新的“创世纪”。小说自始至终浸透在悲凉的黑色幽默氛围之中。张系国作为研究人工智能的专业学者，对科学的理解深入而透彻。
在《文明毁灭计划》中，作者骆伯迪将反科学思想推行得更远。故事发生在四千年前的华夏大陆。当时，那里存在着一个远超今日的科技发达的社会。中华始祖姬轩辕正是那个社会的领袖。但他洞悉时代进程，知道人们日益重物质轻精神，久之必自我毁灭，于是竟然以毒攻毒，先行毁去科学文明，带领信徒进入丛林，自蒙昧状态重新开始文明历程。
这两个短篇篇幅都不长，但都有“大叙事”特点，以史诗的色彩来表现对科学的忧思。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