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孔子师徒就在教化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对话，先是弟子之间的讨论，有的说教化就是教育，有的说教化不等于教育，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只好请教老师，孔子说：“教化与教育有别，教是教育，化是感化或风化，为政的意义就包括教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说像北斗星一样，在那里本身不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满天无数的星座，都会跟着你的方向转动。”
子路乃习武之人，性情有些鲁莽，于是问道：“先生为何特别提出教化的问题呢？”
孔子说：“这是时代使然，你看，我们的时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情况多么严重！社会动乱，道德沦丧，礼坏乐崩，文化衷败，令人非常担忧。因此，我认为为政，权力是没有用的，唯‘德’而已。只有提倡教化，以礼乐感化百姓，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的。”
子路又问：“何不用法制来管理呢？”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道之以政’，即用法制来管理，‘齐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用刑罚。但是这样一来，‘民免’，一般人会逃避，钻法律的漏洞，而且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还会自鸣得意，认为你奈何他不了，毫无羞耻心。如果以道德来感化，‘道之以德’，以礼来规范，‘齐之以礼’，就不同了，果是‘在耻且格’，大家做错了事，有惭愧的心情，则‘且格’，自己就会改正错误。所以我主张用道德教化。”
子贡问：“先生曾教诲说，只要进入一个国家就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教化情况，先生是如何判断的呢？”
孔子说：“当你踏入一个诸候国的国境，如果百姓为人温柔而敦厚，那是《诗》教化的结果；能通今而博古，人情透达，是《书》教化的结果；缜密严谨，是《易》教化的结果；达理而顺情，是《乐》教化的结果；谦逊而庄敬，是《礼》教化的结果。如果教化不当，就会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其学《诗》的偏失是迂腐，学《书》的偏失是错误解释而失真意，学《礼》的偏失是奢靡，学《易》的偏失是滥用心术，学《乐》的偏失是繁琐零乱。如果这人国家的民风，温柔敦厚而不迂腐，就是深知《诗》义的体现；通今博古而又能作出客观解释，就是深知《书》义的体现；达理顺情而不奢靡，就是深知《乐》义的体现；缜密严谨而不滥用心术，就是深知《易》义的体现；谦逊庄敬而不繁琐，就是深知《礼》义的体现。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鲁国发生了“阳虎之乱”。南宫子容来见孔子，谈起鲁国的政局时事，两人都为鲁国君臣尊卑失序、道德沦丧的时局，感到忧虑。
鲁宣公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把持了朝政，王室权柄开始逐渐丧失。到鲁昭公时，国君权力已完全被三家分解。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三家将昭公赶出鲁国，并废了昭公太子，另立昭公的庶弟宋为君，即鲁定公。三家瓜分了鲁国的政权、兵权和财权，鲁定公完全成了“孤家寡人”。由于三家公族公然践踏国家的法规和礼制，三家公族的一些家臣，也像公族架空君主一样架空了公族的首领。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此人勇力过人又诡计多端，不仅夺取了季孙氏家政的权力，还借口强公室抑私家，公然挟鲁候而号令三家，企图夺取国家权力。鲁定公五年，阳虎竟借故将季平子囚禁起来，季平子周口发誓与之订下盟约，才被释放。
南宫子容说：“目前，鲁国上一僭越礼制、以下犯上的悖逆之事，到处可见。”
孔子说：“那季平子作为正卿大夫，理应尽心尽力辅佐昭公，而他不让国君过问政事，不将国君放在眼时里，逼迫昭公逃亡齐国，后又让他回到鲁国的边境乾侯居住，还擅权自立定公，这是一个臣子事君之礼么？昭公死后，又以惩罚国君的形式去埋葬昭公，这又是什么君臣之礼呢？僭越国君礼制，用《八佾》乐舞来祭祀先祖家庙，这又把古代帝王制定的礼仪放置何处呢？由于他不遵循礼仪，家臣如法炮制，改忤逆犯上，当今的鲁国已是丧礼之邦了！”
过了一会儿，孔子心情平定下来，南宫子容又感叹：“羿擅长射箭，擅长水战，都没有得到好死。夏禹和后稷亲自下地种田，却得到了天下。后者能得天下，是由于他的的仁德所啊！”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