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其实也是如此，台风的风险虽然有，但就算是在旧时，有经验的渔民也往往能提前一天或数个小时发现一些征兆。相比之下夏季比较平静的风浪、有利的洋流同样是最适合登陆的季节。
可是军事行动所要顾虑的问题却不仅仅是海况和水文。就像历史上的海南战役决策一样，如果把行动的时间推迟到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毫无疑问就会面临诸多变数。因此行动只能在广东解放后就立即准备和事实。
明末位面当然不会有什么第七舰队，不过除了双方力量对比比较有利的临界点之外，张伟还担心如果时间拖延的太久，则对方很有可能转移到南洋其他地区去了。尤其是海上航向比较方便的夏季。如果是那样，毫无疑问就会拖延不少时间。在这位面上多拖延一年时间，而夏地位面就是两年时间，本就有不少矛盾和隐患的情况下变数也会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张伟在归途后不久就立即准备在春季这个风向和水流最不确定、同时也是最不利的时节展开登陆作战的原因。
相比历史上的海南战役、这个时候没有海空威胁、敌舰连无烟火药时代的炮艇也凑不出来，同时：与历史上只能仓促利用无动力渔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只有护卫船有一定动力不同的是这一年时间以来能够通过大部分地方的河运或在沿海航行而且能够进行陆地搬运的人力机动船造了不少。大概三百多艘，一次就能让两万人携带必要的武装上岸，不需要历史上那样进行多个波次的后续兵力补充。
在使用水力锻锤锻造出了的钢肋船为主的情况下加强坚固度的情况下整个船身的重量也减少了不少。大概四百公斤左右的全船体重量就能满足数十上百人短途登陆航行，这也让船不仅仅能够在陆上运输，还能够通过很多并不算十分平坦的驿路。
整个队伍专门的水上适应性训练也在新军建立的时候就通过选拔在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了。如同有人晕车而大多数人不晕一样。在轻微恶劣的海况之下大部分人都会晕船，但晕船的程度是每个人不同的。在拥有足够兵源选拔而且不像建国初期那样的部队十分依赖于一些不可替换的骨干的情况下解决最低限度的抗晕船能力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
此时的海南，并不认为登陆威胁迫在眉睫，不过任凌霄也察觉到一丝危险，觉得至少在初夏的时候就应该将一部分人员设备转移到马尼拉或者爪哇一带了。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只要那里存在大量自己可利用的人口，为了满足基本工业规模的需要，难以转移到诸如毛里求斯一类开化度太低、语言文明认同度也太低的地方去。同化当地人虽然并不是不可能，可是那却需要大量的时间，显然是此时处于竞争压力下的临高政权不愿意面对的。
任凌霄的长子任天立在父亲提出转移之类的话的时候就有些不愿意了。同任鹏的内向和优柔寡断不同，任天立的性格要强势不少。林叶的教导之下，任天立对很多事情和问题的理解也超越任鹏。此时的任天立当然估算的到此时的对手拥有的力量很可能要超过自身。但拥有优势不见得跨海进攻后仍然拥有绝对优势。
首先通常来说进攻的一方往往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倾巢而出，总要顾虑对手的威胁。特别是现在海上的优势明显在海南一方的情况下。更何况进攻的情况下在防御的一方拥有比较完备工事的情况下至少拥有三倍左右的加成优势。这其实还不算完，通常来说的伤亡承受力也总是出于绝境中的防御一方比进攻一方更有优势。这些优势综合下来。往往对手拥有三倍以上的兵力优势、九倍左右平方率累计优势的情况下才有进攻中取胜的可能，这还不包括登陆中所遇到的一些特有问题，而且任天立并不认为对方仅仅一年时间新建立的部队就会有多么强的实力，这个时间段就是在临高军中也根本无法建立足够有凝聚力的组织。
因此，任凌霄最终的决定也是在对手可能的登陆战中给对手一定重创。至少考虑的角度多少有些不同。任凌霄能多是从维持部队士气的角度来考虑的。
如同很多至在纸面教科书上学习军事理论的人一样，这些人往往最容易忽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差距往往使得部队的战斗力实际上是有很大波动和不确定性的。心理与士气是轻步兵时代军队最重要的战斗力因素，这在古代与现代战争中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就像明代就有广西狼兵的称呼，民国时期的广西军队也一样表现突出、朱元璋时代起家靠两淮，民国时代鄂豫皖地区的民众同样在火器时代的战争中表现突出一样。
顺朝虽然缺乏足够火器战争下锻炼出来的队伍，但实际上即便是古代战争环境下诞生出来的“精锐”必定拥有合格的心理素养，转型火器部队也一样会具备相当实力。
这一次投入登陆作战中的两万人中至少一半数左右的顺军武装，也都是在历次作战中考验和检验出来的精锐。如果说在一六四四年的时候这些精锐的规模还不多，但是在经过夏地指导之下又经历过几次同超越时代队伍的大规模作战。可供挑选精锐的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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