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和结果当然也是令人惊讶的。这近五万张有内容的卷子中，只对两题也就是折算十几分的人占了百分之八十。
很显然：对于夏地百分之九十应试者来说：根本就没有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进行过怎样的准备。最多也就是象征性或者当兴趣行的了解下。
当然，比较“高分”的一万张试卷中，成绩明显就比大多数根本无心考试的人提高了一大节。平均分提高到了十四分之五，大概折算百分制三十五分左右的水平。对于那些稍微有心学习的人来说，二十或三十以内的加减法还能掌握。过百绕不过弯来的人就不多了，及格线以上的人大概只有千余人左右。最后题目有做对的减少到一百五十人左右；而最后两道大题全对，达到满分标准的人大概也就千分之一左右的水平。也就是只有四十八人达标。
为了考验那些白卷先生白卷小姐，张伟又多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组织了第二轮针对这些人的补考，补考的难度也有所提高。不过这一次或许是因为感觉到了张伟的压力，用功的人明显增多，大部分人都过了折算三十五分左右的“低标准及格线”，三万五千人里有九十一左右最后两道有点儿难度的大题几乎全对。
春耕过后，二次补考展开了。重点针对那些三十五分以下标准的人，也就是按照正常智力标准判断很可能是根本没有重视，也没有用心学习的。
这样一来，满分过关的人从一百三十九人增加到二百零四人。这些人中成年人的比例仅有半成，甚至劳动力年龄段的少年人都不多，十四岁以上的孩子仅有两成比例。而且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女孩。
在没有人监督的自学条件下，很明显女童或少女在“自觉性”这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优势明显进一步增加了。
对于此时的张伟来说，这当然不是个大问题。虽然女性在诺奖级别的顶尖学者中凤毛麟角，但此时的夏地最需要的还不是创新性的科学家，而是消化那些资料比较快的“专家”苗子。
在这能够拿初试满分的群体中，张伟还是按照临高资料库里的一些智商测试表进行了一次针对性的“智商测试”
结果这些孩子中达到一百四十以上的人高达一成左右的比例，一共有二十一人。其余的分布则并不怎么集中。甚至有八十到九十之间的。
很显然：这种测试只要在两个多月以来肯下功夫，就算智商不足过关的比例也会是很大的。
这也让张伟有些感概：有资料说在现代东亚人中，智商超过一百五十，几乎完全可以达到天才标准的人大概占千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可是在大多数学校，却听说不到有这样的人。
很显然：智商足够优秀的人并不能得到重点和集中的投资，在日常仅仅表现为很普通的“好学生”而已，最终在升学压力下很多人仅仅因为稍微那么懈怠一些而仅仅上了很普通的重点大学，最终变相意义上的泯然众人。很可能就是东亚教育相比当年的苏联或西方教育最大的问题了。
教育的最大意义，并不是“灌输”，而是最大限度上选拔在各种才能方向上有明显突出的人进行专门和重点的投资与管理。这样才能让整个教育的效果事半功倍。
因此，这最初二百人的“先锋班”里，张伟让智力测验中明显比较突出而且似乎比较听话、年纪还不算太小的十名孩子做为“中队长”、而另外二十名比较突出的大人做为“大队长”还有另外相对二十人左右则是“小队长”
以张伟在九十年代学校里的经验：学习委员也好或者各科委员也好，在有限的管理下往往并没有很大的作用。纪律委员或者正副班长的权力才是最大的。班级管理分科目的意义往往并不大，有效的纪律管理和调查管理才是最重要的。
更何况对于此时的自己来说，这些人除了最终要识字以外，语文水平并不需要苛求。没必要像2018年以后的大陆或者冷战时期的两蒋台湾那样用大量古文或外语政治教育等给整个学习时间“凑数”以数学为基干的理综数理化就是他们的主要方向了。
甚至：及格线的标准可以降低到四十分。在没有太多选择题或判断题而更多计算题的情况下，如果可以拿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正确率，那么就说明这个系统的知识已经初步理解了。最多有些概念不太清，做题不太熟而已。学生们能够理解哪个阶段的知识，重要性超过中国式中考高考那种熟练工，省掉大量复习时间。
在这种科目简化了又简、学习过关标准降了又降、不搞超过教科书课后题标准智力测验的情况下。读书的压力却不比90年代小升初应试教育小多少。
就这样大概三个月一千几百个学时的“勇攀高峰”型的学习，立即就让二十名左右智商一百四以上的学生们从小学一二年级左右的文化程度初步掌握了初三级别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当然，像什么数列、不等式、奇偶数这种内容都是跳过的。
这些内容神武一族的很多人也都学习过，可很多人也就停留在初中或者相比高中大大降低了科目难度的职高理科知识水平。向前进步首先就受制于当时根本没有这么多的资料，张伟靠自己的回忆也仅仅能够维持职高级别的高中教育。
可这二十名最为突出的孩子们明显拉开了同其他人的距离后，一起在一个班里以“同学”的关系相互组织显然就有些不合适了。
就这样，以这二百名选拔出来的人为核心，再加上神武一族里选拔出来的五十多个比较突出的人，一所学校的基本构架就诞生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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