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当干部好、当工人也好。而当干部最好要读大学，要读大学就要先读高中。但读高中要钱，没钱虽然可以申请助学金，但要“告穷”。我在初中三年都申请了助学金，但要向地方政府取证明，向学校递申请，向全班同学“告穷”。丢人现眼的，这是我不情愿的。所以我早就决心不读高中，自己把读大学这条路堵死了，只能考不要钱的中专学校。
当工人好，当技术工人更好，而当技术工人要读中专。那时我认识三个人：一是罐子冲的龙桂芝，他湖南农大毕业后，早几年就分配在湖南农科院当干部，每年都要回来“光宗耀祖”一次。另一个是老街的何远宋，他读了电影学校，毕业后分在祁东电影院，经常下乡放电影，干部都把他当客待。还有一个是盘古庙的彭代尧，他从湘南电机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湘南电机厂，当技术干部，每次回家探亲，乡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说他吃国家粮，端铁饭碗，是工人老大哥，多神气呀！
可是我毕业的这一年，考不要钱的中专只有“卫校”和“师范”。卫校是女同学的专利，男学生只有考“师范”这一种选择，于是我报考了“湖南三师”。
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很高兴，就拿给我隔壁的周有成看。他是小学老师，当老师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他看了之后说：“当小学教员是‘吃粉笔灰的’、‘是孩子王’、‘是臭老九’，连农民都管得着，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得我一身都凉了。
彭期和那时是初级农业社的干部，他见我读师范有点犹豫，就说：“农村马上就建高级合作社了，缺乏读书人当会计。你如果不读师范，我可以安排你当会计。不管好不好，大小总还是个‘干部’呀！”
我无所适从，自己没有主见，于是就跑到祁东一中（那时已建成了二中）去问我的班主任王德英老师。
王老师见我考取了湖南三师，就向我表示祝贺，说当教师很光荣。
我把社会上的看法告诉他。他说：“你看，我不也是当教师吗？我有哪点不好？”
我心里想，“你是当中学老师呀，当中学老师当然好。而我毕业后是当小学教师，只有小学教师才是‘孩子王’呀！”
从王老师房里出来，在校门口我碰上了刘晓初老师。他听我说考取了衡阳师范，也很高兴，我马上又把别人的看法和我的顾虑如实告诉了他。
他听了说：“当农业社会计有什么好？说到底还是个‘泥脚杆子’！－－我看你还是读书好。至于读了书你喜欢干什么，这脚长在你身上，－－比如我，我不是学师范的，但我能教书，不是也教书了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问题是看你有没有某方面的能力－－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也可以向这方面发展呀！”
几句话把我说得茅塞顿开，心想：“是呀！我将来如果文章写得好，即使我要教书，国家可能也不会让我教，因为国家也要因材施用嘛！”
就这样我才坚定了读师范的决心，并从此做起了“作家梦”。心想：“我利用课内时间学当教师，课外时间学写文章，课内课外两不误。我把当教师的专业课都学好了，难道学校还干涉我学写文章？”
衡师的学习条件非常好，它不但图书室的藏书多，而且还有许多阅览室。除了教师阅览室、工会阅览室、学生阅览室，还有各个教研组的阅览室。特别是语文教研组的阅览室里，全国各种文学刊物，应有尽有：既有各种国家级期刊，如《收获》、《作家》、《人民文学》、《中流》、《解放军文艺》等。还有著名的地方文学刊物，如《长江文艺》、《边疆文学》、《萌芽》、《语花》等等。
我为了打好写作基础，每天除了上好“正课”，除了吃饭和睡觉，就几乎泡在各个阅览室里，尤其是语文教研组的阅览室。
我的阅读方法还是“放电影”和“筛选法”。不过这里的书多、杂志多，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我更注重于“筛选法”，常根据自己的目标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去读、去记、去模仿、去练习写作。
我为了把自习时间，都抽出来练习写作，又使自己的学习成绩不下降，就采取了“理解记忆法”。
所谓“理解记忆法”，就是用心听讲，把老师当堂课讲的，当堂消化，当堂就记下来。
“理解记忆法”是把“理解”当“手段”，把“记忆”当“目的”，是通过“理解”这个“手段”来达到“记忆”的“目的”。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记得牢、用得上，知识才能搬得家，才能举一反三，应用自如，“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是学习上的大敌。
因为我当堂学习，当堂消化，所以就不需要抽出很多自习时间去复习，充其量在晚上睡觉时“放放电影”，加以重复就行了。即使遇到考试，我也只在考试当天的早自习，翻开书的“目录”，对着目录“放电影”，把“卡壳”的地方“筛选”出来，重点复习几遍。上午一考试，一般都能得满分。
采取“理解记忆法”，使我节省了许多自习时间，用于练习写作，所以不到两个月，我就写了《土改纪事》、《寻尸》、《小伙伴》、《大徒弟》等好几篇习作。
57年10月，我重点把《寻尸》这篇小说修改好了，就寄到了当时的普及性文学刊物《语花》，去碰碰运气。
《寻尸》是我根据1944年跟着父母逃难时，看见国军撤退，和在外婆家读私塾时看见“牛俫己”被炸飞的情景，加上自己的推理和想象所写的短篇小说，约三千字。
我采用“追述”的方法，先描写牛俫已被炸飞的惨状，再追述国军被日本飞机追打轰炸时，留下了那颗炸弹，来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文章寄出之后，我就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一个多月后，好消息突然从天而降，我的小说发表了，寄来了五十元钱稿费和样刊（样刊在文化大革命中失掉了）。我高兴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是我无数个不眠之夜换来的血汗钱。现在说起来虽然不多，可那时对我来说，却是“天文数字”。有了这五十元钱我就有钱给母亲寄油盐钱，自己也才有钱买墨水写字和买肥皂洗衣呀。
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信心就足了，胆子就大了，于是我赶快把《土改纪事》修改好，寄到当时的大型刊物《长江文艺》去了。
《土改纪事》约两万字，可算得中篇小说了。写的是土改时，赵坪铺所发生的新鲜事，与本书《回忆土改》的背景和素材差不多。只是那时是用小说体写的，语言更生动活泼、故事性更强、更动人罢了（现在我已七十多岁了，脑海中的词汇大都忘了，所以写得像“鸡筋”，没有多少血肉了）。
文章寄出二十多天就来信了，收到一个编辑寄给我的打印信。信很长，很热情，前面是表扬我的一些话，中间是指出文章的缺点：说人物个性不鲜明，文章故事存在概念性……，还有几点什么，早已忘了。后面写了许多鼓励的话，说他很愿意和我交朋友，希望我多写，多向他们的刊物投稿，说我的语言，文字功底厚，很有悟性，有很好的发展潜力等等。
我接到这封信不久，反右斗争的风暴就刮到衡师来了。这时候我才听说，丁玲被打成了大右派，现在还在秦城监狱坐牢。说她的主要罪行有六大条，现在记得的主要有三条：一是散布“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二是她把持中央文学研究所，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三是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散布对中央的不满言论等等。
还有更大的人物，如刘宾雁、章伯钧、冯雪峰、罗隆基、陈企霞、还有流沙河、方纪、刘绍棠、艾青等200多个人，数不胜数，作家协会的名作家差不多都成了右派，简直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衡师的李大统老师，因为关着门写长篇小说，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被首先点名，当右派分子抽了出来，检举揭发他的大字报，把他住房的墙壁都贴满了。后来没地方贴了，就在墙上钉钉子拉绳索，把一叠叠的大字报用钉书针钉起来，搭挂在绳子上。他的门口和窗户都被搭挂的大字报封死了，吃饭时只能像狗一样从门洞底下爬出来。
后来抽出来的右派越来越多，把大字报挂到楼上去觉得不醒目，于是就在去食堂吃饭的走廊上、大礼堂和食堂的墙壁上，到处拉绳子挂大字报。
为了加大反右斗争的火力，使我们学生也受到教育，得到煅练，于是全校学生都被发动起来了。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投身到火热的反右斗争中去，昼夜写大字报，揭发和批判教师的右派言论。也钉成一叠一叠的，挂在墙壁的绳子上，并以此来检验每个学生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表现。
57年寒假我回到老家，听同学告诉我，祁东一中的刘晓初老师和陈济球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都是第一批被打成右派的，现早已下放劳动改造。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我的同班同学肖延逊又告诉我，说刘晓初老师在农村不堪忍受，逃到贵州某地去烧木炭，结果土窑倒塌压死了，没能等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
我被这一切惊呆了，心想当作家这条路走不得，作家是共产党的敌人，是人民的死对头，谁敢与共产党为敌，与人民作对呢！
于是，我的作家梦就此破灭了。58xs8.com